无花的春天

欧阳军

 

    九八年的暖冬熏得大家有点昏头昏脑,我是一边感叹于中国的幅员辽阔,一边惊讶于中国“企业家”们的魄力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中国的商人都是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,有许多的时间,国家是用政府来经营所有的企业,好在九二年以后,我们所有的国人都在迅醒之中,迅醒了一阵以后,国有企业的关、停、倒、卖的速度,就有些出乎国人的预料之外了。在上海时,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有不少,有的企业甚至连地皮也都没有留下来,而且离闹市区也还不远,不知买的是否兴高采烈,卖的是否也皆大欢喜。前几天,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报导,据说某省一位公认为“有能力”的“女企业家”,在分配去管理某家企业之前,经有关部门的批准,已经办理好了退休的手续,尔后与她有相同待遇的是、好几位企业的领导。为什么在调到一个企业工作之前,要瞒着全厂所有的职工,在不符合任何退休条件的情况下,去办理退休的手续,谁也不得而知,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、有利于安心的工作,说得抽象一点是种积极的结论,也就是说有了这种创举之后,更有利于整个的企业,同样也更有利于所有的职工,我们这些已经退了休的“企业家”们,就是处于这么一种经营之中。不过在这些抽象的说法之后,倒是还有一些很具体的事实,比方说企业效益的越来越差,企业职工工资的越来越少,而早已经退了休的这么几位,工资却越来越多,还比方说自己解决了一套住房,甚至解决了一部好车,而整个企业却几近消亡的边缘,据说全厂所有的职工,仍然只能够睁着眼睛,来看着人家唱这种抽象的好处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国有企业的厂长们,是由政府凭着自己的眼光来挑选,其实眼光倒在其次,而“凭着自己”里却有很多的文章可做,这里暂且不说,最主要的是,企业的经理几近于是一种官位,退一步来说,即使经营的坏些,同样也还可以异地而做。国外许多有名的大型企业,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,它们的创始人,本身就是竞争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佼佼者,以至于他们的后人和国人,从小就会有一种耳濡目染,从小就在向一个方向培养和努力,从小就会有一种厂亡家亡的危机意识。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很淡化这种商人的观念,甚至是在培养某种官本位的思想,说得形象一点,许多国外的企业家在经营、管理和市场方面,从小就有某种天赋,后天又经过了多年的培养和学习,在天生具有的责任意识的督促之下,他们肯定都是勤勤恳恳地在商言商;中国的“企业家”们从整体上来讲,就有非常多先天的不足,说重一些,从整体上来讲,在经营、管理、市场和竞争等方面,就是处于一种弱智的状态,再加上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、在官言官的意识,即使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利条件,没有假冒伪劣的产品,没有腐化堕落的倾向,同样会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弱势状态。人家是有天赋、条件好,尚且认真;国人是先天不足、条件不好,尚不怎么经意。这样就不难想象:我们越来越多的“企业家”,会被市场碰得头破血流,越来越多的企业职工,会不断的下岗失业,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,唯一的选择只有关、停、倒、卖了,实际上,我们用不着去等别人来碰撞我们的企业,我们自己累积的许多东西,已经足以让自己百败而无一胜。

 

    二十一世纪已奔着我们而来,许多人正操心于“中华文明将拯救整个世界”,这同八十年前的梁任公、三十年前的国人,有十分相似的情怀。八十年前梁先生就发着救世的高歌: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;三十多年前的国人对此发扬光大了,他们想解放全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百姓、进而来解放全人类,所以王小波就时常提到:要警惕盲目的、狭隘的、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宣传。人类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,所谓不理智的年代,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,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,是杨继盛空有一身抱负,坐牢而死的年代,也是大行文字狱、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。中华文化里面影响和成就最大的,是独尊了几千年的孔孟之道,也是我们研究来、研究去所谓的“国学”。罢黜百家以后最直接的后果是:让许许多多有才识的人,被消弭在了平庸之中,即使偶尔能有天才出现,也只能在封杀当中进行沉默的抗击。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结果,肯定是出乎了罢黜者的预料之外:国人研究来、研究去的国学,不可能会有应有的发展,甚至唯一的一个可能,也只有倒退,这实质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倒退。现在有的东西发展得很快,比方说:计算机、生物学和物理学等等,有的东西却发展得很慢,甚至一直都处于停滞的状态当中,其中就包括国学和哲学。其实我对于国学,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,王先生都会比我要强些,比方说修厕所,我实在提不出什么高见,不过,如果我上的厕所高低不平,每次不仅使我累得精疲力尽,而且,每次拉屎也会拉到衣裤之上,弄得屎尿满身、臭气冲天,我就不得不说上一、两句了,我实在没有作践人的意思,恰恰相反,我认为具有高智慧的人类,实在不应该被如此地作践。如果还存在类人猿的话,他肯定也会感叹地球人心的不古、环境的恶化,没有了茂密的森林,没有了清新的空气,他肯定也幻想着要来救世,比方说,象有些人说的去拯救世界文明,甚至去拯救宇宙文明,他讲他要去植树造林 ,这倒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,即使没有他的强迫,不管是不是触动了什么人的利益,我也都会同意的,不过要象他那样,在地球哪个坎上,用手或者是用石头,砸出一、两个坑来,即使没有被反对者的机枪扫死,自己也会被活活地给累死。由此我得出了一个不怎么积极的结论,这样不仅救不了什么世,实际上只是一种胡思乱想的白日梦而已,跟着这种类人猿去治理污水,还没等污水把他给毒死,自己睁着眼睛,也会被他活活地给气死。

 

    三百多年前有个数学天才叫做费马,他时常把他才智迸发的瞬间,写在了一本《算术》书页的空白处,他的某个批注被后人称作为“费马大定理”,他在批注当中这样写到,他有一个绝妙的证明,只是书面此处的空白太少,写不下了。三百多年来许多数学大师并不认为这是个玩笑,它可能是谁也未曾发现的、非常狡猾的论证,数学完全可能会有这么的神秘,三百多年来无数的数学大师,在此论证上无功而返,在过了三个多世纪以后,怀尔斯因为有了日本数学家的铺垫,才把它给证明了出来,经过简化之后的论文也达到了一百多页,由于费马失误性的自我封杀,人类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,实际上已经倒退了三百五十多年,人类智力极限的拓展代表了整个人类的高贵。(以上资料来自1999年5月11日南方周末“数字的‘相对隐私’”)九三年的二月,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地解决了、困扰世人的“鸡先还是蛋先”的哲学问题,感到怪异的是,又再一次在九六年二月十三日的南方周末上,看到了奇怪的文章,在此我想声明的是,我绝对没有轻慢该文作者的意思,我还不至于那么的无聊,如果真的还有些什么的话,那也是出于对世俗天然的义愤。等到了九七年的十月份左右,我就觉得真的有些悲哀了,可以这样讲,在狮城九七年的那场大专辩论会上,首都师范大学的几位莘莘学子们,就是被这个怪异的问题击得七零八乱。其实我更无意去责怪莘莘学子们,在大专辩论会上这个小小的失误,只是这个失误之外的许多东西,就不得不让我说上几句了,一个困扰世人多年的哲学问题被解决,实质上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拓展,对于任何人类来说,都应该让它俾众周知,所以我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,又在两篇文章当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叹。哲学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流派和知识,有许多的东西难免会是些谬误,但实在难以让大家理解的是:只准你们任意地经营自己的那么一些东西,而不让有天份的观点发出一点声音来,确实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当从“解放日报”到“南方周末”等全国各大报刊,再次吝惜他们不到两千字的版面时,实际上他们已钟情于平庸,从古至今,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金贵的版面,以至于能让超出世俗的言论消弭殆尽,这实际上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封杀,更进一步地来讲,是全社会对人类智慧的一种封杀,封杀的结果也只有一个,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自己的一亩三分田,有天份的天才只好躲得远远地,远离封杀而自行其是。当然这种封杀还会出现另外的一个景象,那就是上厕所的人,都会弄得屎尿满身、臭不可闻,说到以上话的时候,就觉得粗俗无比,不仅没有什么幸福可言,简直就觉得毫无道理,我没有什么救世的白日梦情结,即使是真的有,那也要看清楚面对的是谁。

 

    时常都会记起一句话:个体户也要关心政治,因为政治决定了个体户的命运。实际上国民也要关心政治,政治决定了全体百姓的命运,而由全体国民参与决定的政治,叫做民主政治。没有了民主和法治会产生一些现时的坏处,在农村会出现砸锅伐木、大炼废铁的坏种,当今的农村,就涌现出了很多这样的坏人;在城市会出现竭泽而渔、坐吃山空的大盗,企业改革以后,就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国民的监督,才会有越来越多倒闭的企业、越来越多下岗的职工。八十多年以前,袁世凯先生曾经极其蔑视地说:人民政治知识尚处在幼稚之中,所以他认为实行帝制对国民有现行的好处,这现行的好处就是国家将能够长治久安,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国家将不至于乱亡,最后他却是在举国的声讨当中、暴病而亡,对他来讲,现行的好处就是将遗臭万年。五四的时候各警察分局、分所里,学生大多垂泪而道,警察大多掩面而泣,因为大家都是在救亡。历史上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,比方说袁世凯和平民百姓,又比方说清代的贵族、义和团和一般的国民,清朝的钦差大臣琦善,甚至把求和说成是赐和,因为天朝的皇帝特别不想同洋夷的英国计较,所以在赐和的同时并赐白银六百万两。每当想到这些,很多时候我都有一种上厕所的感觉,我实在没有提着臭气熏天的衣裤、四处游荡的雅兴,如果想要来展示自己的服饰,大可以穿得光鲜亮丽一些,那样才会有一种应有的尊严。实际上对于国学,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轻视,毕竟它还是一种知识、是一种文化,奇怪就奇怪在,偏偏有人长久偏执地把它弄得有些臭,所以时常想有了民主和法治,肯定会有许许多多现行的好处,最起码的一条,既能承认某人在两弹一星的科技上、有过自己的贡献,同样仅仅为了迎合某些东西,比方说粮食亩产达到三十万斤,也做过了一些很不得人心的坏事,有没有民主和法治,就会有这么彰明较著的不同。

 

    当人类把无知、愚蠢、蒙昧、野蛮和邪恶,当成了至真至善的事物和真理的时候,这种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,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,就将会成为世上千夫所指的一种罪恶,即使是历经了风霜雨雪,总会有那么一些报春的花朵,在世人的熟视无睹当中,静静地自己成长和怒放。

 

欧阳军

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日于庐陵家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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